前不久发生的美国“９•１１恐怖事件”举世震惊，这一事件不仅是对目前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冲击，也是对美国危机管理体系的重大考验。在我们的反思中，有必要进行“换位思考”。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事件高频率发生期，为此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迫在眉睫。人们注意到，媒体在美国政府应对“９•１１事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媒体在政府的危机管理中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中美两国媒体的危机报道现状如何？中国政府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本文将结合中美两国媒体对“911恐怖事件”和“南丹特大矿难”的相应报道，就上述问题作以分析。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是突然发生的，无章可循，具有模糊性、重要性，演变迅速。危机发生时，往往需要急需快速做出决策，并且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人员、物质资源和时间来完成。
    从基本动因的角度，危机可以分为两大类：
    其一是主要针对由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性事件，前者如火灾、地震、台风、干旱，后者如核泄漏、火灾、质量事故。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必然要承担控制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
其二是由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该类危机由一定的社会问题诱发，诸如战争、暴力对抗、恐怖主义事件。虽然这两者有所侧重，但在实际研究中交叉甚多，而且现实情形中，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突发事件就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危机。因此，这里我们主张用危机来进行统一的描述，通常所说的突发事件可以看成是危机的前期。
    在上述分类中，对于后一类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危机事件，危机管理系统作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前一类的危机事件，如果作为政府对危机的预防、应急计划、实时应对、事后处理等方面都有所考虑、训练，显然效果的发挥就更加可以确定，也便于更有效地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但是如果处理不力，却会让公民直接而深刻地感受到政府效能的低下，严重丧失公众权威，那么即使不爆发动荡，也是形成社会失稳的潜在隐患。因此，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降低损失，做好与民众的沟通，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政府公信力？这一系列应对危机的问题是各国政府都会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若要科学地应对危机则必须有完善地危机管理体制。
    那么，何谓危机管理呢？它本来是商业活动中的一个专业术语，现在这一管理机制已被各行各业所广为引进。对于政府而言，是指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和正在发生的危机，进行事先预测防范、事后妥善解决的一种战略管理手段。危机管理奉行“危机不仅意味着威胁、危险，更意味着机遇”的积极的行为准则。一旦发生危机，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减少损失将是主要的任务。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事件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一般而言，“危机管理”会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危机的避免——危机管理的准备——危机的确认——危机的控制——危机的解决——从危机中获利。
    而在这过程中，政府能否做到让民众正确认识危机、引导民众走向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至关重要——因此，媒体也因其自身的特点成为危机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政治中，媒体由于能够触及最广大的公众，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平衡互动的系统，既制约影响着政府，又受政府影响制约；既引导公众，又迎合公众。除了获取信息，公众接触媒介还为了获得对于情势的阐释和理解，因为媒介工作者经常率先收集相关材料并组合成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媒体还引导公众采取适当的行为。当突发性事件爆发时，人们会比平日更疯狂地追随媒体，依赖媒体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周围的人们在作什么。媒体的监测作用被人们前所未有地重视。在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迷茫困惑时，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会成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也成为引导读者的有力工具。而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不仅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体现在刊登的各种言论文章中。所以，当危机发生时，恰当的媒体危机报道策略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处理危机。
    下面，我们将引入中国对“南丹特大矿难”及美国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危机报道，做一比较性实证分析。
 
    二、中国媒体对“南丹特大矿难”的危机报道
 
    （一）关于“南丹矿难的报道背景
 
    2001年7月17日凌晨，广西南丹龙泉矿业总厂所属拉甲坡矿，发生了特大透水事故，大量涌入的水在瞬间淹没了相邻7个矿井和正在工作面上采矿的81名矿工，酿成了震惊全国的“717”矿难。
    事件发生后，私营企业主和地方当局刻意封锁消息，欲以金钱与受难家属私了，使事件被掩埋了半个月。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事情为媒体所揭发：人民日报记者根据南丹民间报料和一位对南丹情况十分熟悉的新闻界同行处获得的信息来源，以《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为题，于7月31日15时在人民网刊发出了采写的关于这一事故的第一篇报道，成为首家揭露该事故的中央新闻单位。随后，“扑朔迷离”一稿被大量网站广为转贴，引起了世人对南丹事故的密切关注。其后几天，人民网每天都刊发10多篇与此相关的报道和照片。因为当时地方媒体不能对此作任何报道，这使人民日报采写和提供给人民网发布的这些报道，一连多日成为“独家”报道，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并被广泛转载和引用。8月4日起，大批新闻记者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陆续赶赴南丹报道事故进展情况。
    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听到有记者反映广西河池地区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7月17日发生透水事故的情况后，很快派出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核实。南丹透水事故有重大人员伤亡的消息迅速上报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引起高度重视，随即先后派出中央调查组、国务院调查组赶赴南丹进行调查，部署调查抢险工作。
    8月底，矿井内30多万立方米的水全部排干，遇难人员后事及其家属善后问题被妥善安置。事故直接原因终于查明，事故责任也已分析认定，有关嫌疑人以及滥用职权、故意隐瞒事故真相的地方领导被依法逮捕，并开始了对与事故相关的渎职、贿赂及涉黑问题深入调查。广西自治区党委对南丹县委、县政府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四名新的领导成员接受任命。
    至此，南丹特大矿难的调查处理工作基本完成。
 
    （二）由“南丹特大矿难事故”看中国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南丹特大矿难”可谓是不小的危机事件，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媒体如何反应及能否起到危机安全筏的作用，对危机的减压和控制有巨大影响。如果没有媒体曝光，南丹矿难很可能就这样连同81条无辜的生命就此埋葬了，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的隐患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爆发的一天，到那时引起的动荡将是无法预料的。
    设想如果广西南丹矿难发生的当天，媒体就及时做出真实报导，政府也不至于在十六天之后才“紧急”派出矿山抢险救护队，那样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要小的多。然而，信息被掩埋，并非媒体之错。记者们在特别时刻，做出了应有的选择。中央和广西地方的新闻媒体在南丹矿难被掩盖得几乎密不透风的时候，不顾安危，深入矿区现场调查取证，冲破层层伪装和封锁，果敢地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反映和对外披露了这一特大矿难。结果，黑暗的铁幕被撕开了，事故被着手严肃查处了，南丹矿区开发中长期混乱不堪的局面开始得到控制并实施全面整治了。由此可见，媒体在对南丹矿难危机的揭露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朱镕基总理在贵阳考察时所说，“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
 
    然而，有观点认为，事故曝光多，会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因而往往阻挠媒体对事故现象的采访，尤其在这次南丹矿难中媒体的采访报道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阻力，甚至连记者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应当看到，一个地方出现这种丑闻危机，当然不是光彩的事情，地方形象甚至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形象，毫无疑问都有损害。面对这类事故麻木不仁，姑息养奸，对危机一味采用打压封锁，结果只能是激化矛盾，并给国家政府形象和执政者自身形象造成致命而可怕的损害。
    辩证法告诉人们，坏事情是可以引出好结果的，关键是愿不愿意和有无决心去引，以及如何去引。就南丹“717”矿难来说，这本身就包含着“由此结束或制约坏事、努力转变出好结果”的特别契机。试想，种种不安全的事故隐患本是客观存在，这次如能通过查清南丹“717”特大矿难事故，进而举一反三，痛定思痛，改进措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不是好事和好结果吗？这样做，既有利社会，有利人民，也有利政府。也只有如此去做，才能重塑政府形象，重树政府权威。
 
    在这次的南丹矿难中，媒体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导向作用：
    一方面，通过对事故发生始末的追踪，让公众了解事实情况，避免臆想猜测造成的恐慌和动荡，对危机进行适度的控制。
 
    另一方面，媒体通过对政府就此事的态度和举措，让公众看到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引导人们认识真正的事故原因，为危机的解决做努力。
    比如，人民网在“南丹事故要一查到底，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黄毅”一文中传达了中央政府的声音：“南丹事故隐瞒、封锁消息长达半个月左右，而且有能力欺骗一些领导和主管部门，确属罕见，性质非常恶劣。对此，国务院调查组将一查到底，对有关的责任人一定要严肃查处。”此外，各个媒体对国务院调查组和广西自治区调查组的行动、进展都有及时报道。
    《南方周末》则表示了对南丹地方当局渎职官员的愤怒，称，“如果不是记者尤其是人民网记者冒死深入现场采访、撩起内幕的一角，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地方当局又会如何动作？”由此将事故的责任人推到了最前线，让公众的愤怒可以“有的放矢”而避免他们不明情况而将责任泛化，将矛头指向政府、甚至国家。
 
    第三，通过后续报道，将危机的影响向有利方向引导。
    例如，《人民日报》在2001年8月19日第二版刊出文章中写到，“随着南丹‘717’特大事故的深入查处，南丹对所有矿山开采进行全面整顿治理。这种大规模整治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吗？刚刚来到南丹考察的澳大利亚柏尔顿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威濂先生认为，依照法规严格整治将能营造更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大治必将带来大希望。矿山投资环境好了，对投资更加有利，外商也因此更加乐意更加放心前来投资。”
8月17日《广西日报》发表 “吸取南丹‘717’事故教训，柳州地区关闭所有小矿井”一文。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
 
    不过，这次危机报道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如果一味封锁，媒体得不到真实信息，各种没有事实根据“小道消息”就可能产生，媒体若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很可能误报。由此可能加剧危机，引发进一步的混乱。在南丹矿难中，由于初期消息来源不可靠，网上曾有死亡矿工200余名的猜测报道。其实，如果公众能从正常的渠道得知事实，了解到真相，也就不会去猜测，传言了。
    其次，危机报道应坚持多家媒体多种角度报道，这样才能让公众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感受到媒体并非“一言堂”的公正性。然而，在事故曝光初期，地方媒体不能对此作任何报道，这使人民日报采写和提供给人民网发布的这些报道，一连多日成为“独家”报道，即使在事故调查中，也存在一些媒体的记者采访被拒绝的情况。
 
    三、美国媒体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危机报道
    9月11日，美国各大媒体锁住现场，为观众发布第一时间的报道。
    9月12日，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对纽约和华盛顿连遭恐怖袭击一事发表评论，称这次事件虽然暴露了美国在新型战争面前的弱点，但是美国有能力应付阴险的袭击。
《华盛顿邮报》称，无论是谁策划了此次恐怖袭击，这个敌人都准备了周密的计划和大规模的行动。“这个敌人已经证明，他有能力突破美国本土的防御。”该报还称，美国必须加强对此类意外袭击的防御能力。  “如果要应付未来的挑战，美国必须在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强防御能力、提高情报水平，不仅仅是对驻外大使馆和军事基地，国内机场和其他一些民用设施也必须受到更好的保护。美国社会和政府一直尊重国民自由，美国决不允许恐怖分子改变这一点。”
    《洛杉矶时报》强调了美国的韧性，其社论称：“即便是曼哈顿浓烟滚滚，华盛顿尘土飞扬，我们这个强国只是在大风中摇了一下。建筑物虽然倒塌，民主依然站立。”
    《洛杉矶时报》还报道说：“美国人民纷纷来到血站，积极地、自愿地为那些受伤的人献血，让自己的血流在受伤的同胞身体中。我们要告诉那个未知的敌人，虽然美国人民经常意见不统一，但是一旦面临压力，美国人民就会十分团结，你打一个美国人，就等于打了所有美国人。”
 “这一天将改变美国，就像1915年露斯坦尼亚号被炸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位。星期二的袭击也将改变美国。”
《亚利桑那共和报》社论称：“美国本土幸运地逃脱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坏。但是现在，美国却成了一个容易受到伤害的土地。60年前，日本轰炸了我们沉睡的珍珠港，当时的美国人就是放松了警惕，当世界陷入危险之中时，美国人却在睡觉。当被惊醒时，他们才召集军队，启动工厂机器，开动轮船。而就在今天，我们这一代也听到了召唤。这次，我们的敌人却与上次不同，他更加狡猾，更加难以琢磨，更加难以找到。但是，他终究会被抓住，他将知道，惊醒的美国人民会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凶猛可怕的力量。”
    《休斯敦时报》报道说，美国不能独自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就像二战时打败法西斯主义一样，美国需要同世界上所有自由、民主、文明的坚定力量一起行动。不论星期二恐怖活动的凶手到底是谁，我们都要和盟友一起打败他。”
    以上是对这个危机的确认和控制，美国媒体帮助群众共同确认美国现在面临着恐怖主义的袭击，打击恐怖主义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矛盾都降为次要矛盾。“我们被袭击了，我们需要团结对外”是媒体对外的统一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得到确认，并得到初步的控制，国内没有引起较大的混乱。下一步的就是危机的管理。
    稳定民心，保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作是危机管理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美国一家媒体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十件事情，大致如下。
    第一，让您的钱仍然留在股票市场上，您的投资原来在哪仍旧让它在哪。当股市开市的时候进行投资，这样可以表明您对我们经济的信心。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这些消费者和投资者自己手上。
    第二，象您平常那样给您的汽车加油。如果您发现您所在的社区有人哄抬油价的话，告诉有关方面知道。
    第三，购物，不管多小的东西，尽量买东西。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或者对我们的经济的担心而推迟您的购物计划。如果您因为此次事件改变您的购物计划的话，您就等于承认我们的经济会因此衰退的预言。
    第四，悬挂美国国旗。在合适的地方悬挂美国国旗。我们国家的政党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尤其是从上次选举以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因为民主体制，我们才以一种有效率的形式在政治上表示出不同的意见。
    第五，象平常那样从银行里取钱 。不要急着从银行里取走您所有的钱，这样会导致银行的混乱。我们的财政体系很强大，并且富于弹性。
    第六，运用运输系统 。象以前那样照常工作、旅行。如果你要旅行的话，尽快订机票，以此显示你对我国航空、新安全检查和公共安全体系的信心。
    第七，存储能源 。这条建议将帮助我们稳定物价和供应。
    第八，写信给您所在州和地区的议员，向他们申请更多的资金，以发展绿色燃料的研究。如果美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们的石油供给将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减少了，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做出必要的行动。
    第九，出一份力团结您的邻居，联合您所在的社区。为了对抗恐怖主义，我们需要用一个声音说话。为了对付恐怖主义恶魔，我们必须走到一起，采取联合行动。不管恐怖分子的信仰和背景如何，他们对我们的人民的暴力行为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第十， 恢复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尽量恢复您的正常生活。遵守机场和其它公共场所的新安全措施，不要抱怨。支持机场警察的工作，让他们知道您以他们为荣。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体贴民心，很有人情味的一篇文章。细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的“温存”之后，包含着报社为了与政府的工作配合而采取的积极态度——“为了对抗恐怖主义，我们需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隐藏着政府的某种暗示——“如果美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们的石油供给将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减少了，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做出必要的行动。 ” 一篇很巧妙的文章，媒体把政府的意图巧妙的借用一种为民考虑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即使再有反战情绪的人，也会想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松动自己的本来主张。
    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它们的效果是很明显的。美国传媒对美国股市停市七天抱肯定态度，对美国复市前减息和向金融体系注入数百亿计美元，官员要求人民“爱国”不要抛售股票持支持态度，没有人只是干预“自由市场运作”。 可见，美国媒体在非常时期的宣传是深得人心的。
    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性事件，美国媒体与政府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因为，管理危机是政府和媒体共同的责任。
    10月10日，美国新闻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与美国五大电视台的新闻主管举行电话联络会议，赖斯在会上警告这些平时以新闻自由捍卫者自诩的电视人：如果他们不经剪辑，未经内容分析，剪辑，审查，就播出拉登及其助手的电视录像带，就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虽然赖斯表示，政府的忠告无约束力，各电视台可自行决定如何处理这种录像带，但是，各位新闻主管在会后承诺如美国政府所愿。 一位新闻主管称，白宫这种做法虽然是史无前例，但“却是合理的”。也是“9。11”事件后，美国民众中出现了支持以“自由设限”换取生命安全的普遍心理，美国新闻界对“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的概念也有了新的界定。
    综上所述，美国的媒体在报道“9。11”事件以及后续事件时，首先是让受众感受到他们的报道是及时，公正，准确的。大量的现场报道，专家的评说使得受众可以完全依赖这样一个媒体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信息，甚至是引导。当这样一种信任建立后，政府在和媒体达到默契，通过媒体渗透政府的意向，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议程设置”。
    需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事件发生没过多久，数家媒体就聚焦在现场，真实的跟踪报道，观众能及时的了解信息，他们无需去打听，无需去猜测。观众就能通过媒体了解第一手的现场情况。他们看到很多人伤亡，同时他们也留意到许多警察和消防队员不顾安危冲进大厦，无意中，政府的形象就树立了起来。
可以说，美国在“9。11”事件中出色的完成了危机的管理，甚至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受益。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美国出兵阿富汗完全是应为这次恐怖事件。
 
    四、中美媒体危机报道及在危机管理体系中的地位比较
    由上述两个部分，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两国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媒体的角色差异。
美国媒体在危机处理方面更趋于理性和成熟，这体现在：他们总是在保持媒体声音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巧妙的和政府站在一边。虽然有时候看似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但这样做恰恰得到了一种舆论的平衡——一方面，显示了自己媒体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使得舆论的主基调尤其突出。
就中国媒体而言，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我们不排除政府体制的原因，但是，媒体表现的不成熟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在遇到危机时，政府很少会考虑利用媒体来处理之，很多时候一些有关负责人会处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故意躲避媒体、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媒体在危机发生初期往往表现得过于冲动，缺乏全局考虑，某些言论容易使矛盾激化，甚至会成为政府在后期危机处理中的阻力。
 
    五、对更好地发挥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建议
    目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社会制度系统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迁。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从现实情况看，近几年来我国水灾、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人为引致的火灾、海难等重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公开化的推进，个体及极端组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明显加大，江西萍乡和石家庄的爆炸案就是举世震惊的例证。在国家外交层面上，与全球化发展伴随的是与不同国家间的冲突摩擦时有发生。应该意识到，我国已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时期。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这些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政府作为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如何处理好社会危机事件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体制已是刻不容缓。
    而在这过程中，政府和媒体这两方面的因素都至关重要。
    首先，政府应该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同时，还应重视媒体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能否良好的处理危机事件一直是判断各级政府能力的关键标准，要在制度上从根本上为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提供相应的正向激励。要严格执行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但不能仅此而已，否则就会促成更为严重的各级信息上的封锁和虚假，南丹事件的出现甚为警诫。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增加综合性社会发展要求，减少单纯的指标性要求。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发生的危机事件，设立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事件诱因；同时要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度，建立必要、有效的公共危机沟通机制；改革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职能，在机构实现一定程度的纵向设置，切实发挥社会稳定安全阀作用。有时候，有选择性地“压制”新闻也未必不是明智之举。对于可能激化矛盾、不利于危机化解的新闻，可以考虑做适当地“冷处理”，以顺应局势的需要。
    其次，媒体在面对危机的最重要的是保持理智、看清大局，针对不同性质的危机采取相应的报道方式，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味的追求炒作，记者拿着话筒站在现场，说着热血沸腾的话语，这是媒体追求的“风光”，但是，冷静过后，留下的可能是一副残局，这不仅仅指的是危机本身尚未得到完美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媒体可能把政府推倒一个更为尴尬的局面，使得大家都进退两难。因此，在保持客观的前提下，处于社会全局的考虑，媒体在危机发生的特别时期应配合政府更好地发挥危机管理的功用。
    总之，不同的体制需要不同的媒体机制与之相配套，我们不需要一味的追求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中国媒体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成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