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则报道而起诉并申请冻结记者财产，索赔3000万元的天价，富士康最近给中国的新闻传播行业投掷了一个巨响的炸弹。富士康公司称自己“走司法程序”，这无可厚非。既然愿意依法办事，那是你的权利。可笑的是，不知道这样的做法究竟想给自己带来什么。我们设想富士康这么做的目的大概有这样一些：

　　恫吓记者。3000万的天价足够份量。富士康财大气粗，如果这一招得手了，以后哪个媒体还敢监督它？起诉记者而不是起诉报社，这是他们的“起诉策略”。这个策略有其阴险的一面，记者以后不敢采访这类事情了，媒体的监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企业就可以胡作非为了。而直接起诉报社，无疑选择了更强大的对手，挑战的对象更不好对付。

　　炫耀淫威。潜意识的思维是：老子有的是钱，哪个还敢跟我作对。这也很厉害，中国的媒体绝大多数资产实力不能和富士康抗衡，要论财力大小，富士康显然是优势。只要这一次搞定了，以后哪个媒体敢和它叫板？

　　司法裁定。完全按照游戏规则由法律来裁定是非。如果真正按照法律途径来处理这个事件，我们要尊重它的自由选择。富士康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的具体做法其实大相径庭。说什么“获得的赔偿捐献给慈善事业”云云，这种欺骗小孩的公关手段拙劣可笑。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引起舆论极大关注。这个已经达到了。就目前的舆论动向来看，很明显不利于富士康，可以说它招来了舆论的讨伐。负责报道的记者受到同情，报社得到支持，而富士康得到的是谴责。得不偿失，何苦来呢？

　　第二，此法难以效尤。这件事情最后很可能对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反面教材。申请财产保全、起诉、立案等等一系列法律程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任何一个人不分是非缘由，只要有钱做担保就可以随便冻结别人的财产，这说明我们的法律有很大的漏洞。而一旦富士康得偿所愿，这个头一开，以后大家都可以效仿，企业和财主就可以以合法的方式欺压弱势者。这是与我国的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因此，法律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据《财经》的律师分析，这个案件的受理本身存在很多不当；而受理案件的法院坚持“无任何瑕疵”。不管怎样，这个事件必将引起轰动是可以预料的。法院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第三，富士康公司形象大大贬损。这不是媒体在整他，而是他在糟践自己。目前看到的有关富士同的公关活动有：邀请记者参观工厂车间、发表声明表示走法律正义途径处理、表态“赔偿款将捐献给慈善机构”。记者参观的稿子我在网上也拜读了，和《第一财经》的报道如果放在一起，更能增强读者对该公司的不信任。那篇稿子通篇都以该公司有关人员自己介绍的方式叙述，根本体现不出记者是客观观察，独立思考的。换句话说，那是自说自话，没有可信度。

　　第四，媒体对舆论监督的操作更加谨慎。如果报道不实，媒体和记者都将面临严苛的官司。这给新闻媒体和从业者敲响了警钟。这不是坏事，新闻报道本来就应该就被这样严肃认真谨慎细致的态度。媒体的权力也很大，必须要用好，要正确使用。

　　第五，引起对新闻报道权法律保护问题的大讨论。新闻报道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这在法学界和新闻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人为它是“权力”，有人认为是“权利”；有人认为它是“公权”，有人认为是“私权”，有人认为是“宪法权”。法律上对于新闻报道权的保护问题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这个事件可能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制建设。

　　第六，报社形象得到巩固，记者行为得到支持。处在舆论浪尖的法院相信会对这个案件倍加认真谨慎地处理。这样的话，富士康胜诉的几率不会很高。无非是采取惯用的手段，进行和解。富士康到底能得到什么呢？倒是报社和记者敢于挑战强大财富势力的举动更能赢得赞成。富士康挑战中国舆论监督权、挑战中国法律正义的行为遭人唾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