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光: 终归大海作波涛

——记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

博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

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有信念，有理想，有见识，在普遍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不事张扬，能真正沉下心来做事情。数年来，记者曾经多次采访他，然而，每当请他谈谈个人的经历与华彩篇章时，他总是那么的低调，那样的朴实，笑言“自己很平凡，没什么可说的”，给人留下突出的印象。他将“勿忘初衷”和“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样两句话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不随波逐流，把事业做好。为此，他体会着其中的孤寂与艰辛。随着了解地不断深入，他那独立的人格，深刻的思想，真切的责任感，以及那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情怀，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尊重与敬佩。

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

北京夏日里的一个午后，我们再次走近了他。郭庆光教授见我们到来，亲切地握手，热情地问候。在一处学府林立的喧闹路口，行者匆匆，车流不息。随着郭庆光教授的引领，我们乘电梯来到一间安清静的咖啡屋。宽敞明亮的环境，欢快清新的音乐，不被打扰的悠然，营造出友人畅谈的空间。

平和的言谈，儒雅的气质，满脸的笑容。

淡泊。从容。温馨。

像一抹明媚的阳光透散而来，暖暖的。

清醒。自信。卓识。

对学术领域的不懈探索，对人生的透彻思考，对社会的深入关切，时常牵动着他的目光，浮现在他的脑海，掀起他情感的波澜。听他的见解，不见遮遮掩掩，更无唯唯诺诺，而是直抒胸意，一语中地，令人心智得到启发，颇受教益。

一

郭庆光1956年出生，祖籍山东。高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了5年，曾经在连队当班长，统计员。他是一个劳动好手，健壮的身体，充沛的精力，无论是锄草、割麦子还是收割大豆，上千米垅头总是一气干到头，再回过头来帮助其他战友。工作的第一年，郭庆光因突出的劳动表现，被评为了先进生产者，受到团通令嘉奖。

18岁那年，郭庆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郭庆光诙谐地称自己是“劳动党”，因为在基层连队，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干活，能不能在劳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当时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在黑板报上写些有关生产进度的统计数据，配合工作搞些文化宣传。一次，干部股股长下到基层连队蹲点检查工作，看到郭庆光出黑板报时，不用草稿上来直接就写，没一会儿工夫就写好满满一黑板的宣传内容。股长觉得这个青年人很有才华，干活也挺简洁利索，不久就把郭庆光调到了团机关干部股当了干事。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组织部门要解放一批老干部，派他辅助另一位老同志一起出差做审干调查。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感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他把接触的老干部档案材料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读，从中了解了人世的沧桑，斗争的残酷和做人的艰辛，并学到了老一代为事业奋斗的顽强精神和宝贵品质。

1978年的高考给郭庆光的命运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与转机。同年，郭庆光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为此，他向上级领导请了一个月的假。为了认真准备考试，郭庆光和几位知青战友在团俱乐部的一个大舞台上，复习数学语文，背诵地理、历史等有关高考的课程知识。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两个专业：农业经济系和党史系。这样填写是因为那时的考生大多是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的，郭庆光考虑到自己来自生产建设兵团，有着农业大生产的背景；又从事过与党史研究类似的工作，觉得填报这两个专业比较对口，被录取的希望也较大。

没过多久，考试成绩公布，郭庆光取得了该省文科考生中名列前茅的好成绩，顺利地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得知这一消息时，郭庆光正在下连队支援除草。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间，他弓着身子抡着锄头，汗水一滴滴地滑过了他的面颊，浸湿了他的衣背。

东北的天气仿佛小孩子的脸，瞬间就可以发生变化。不一会儿，一片片阴云遮住太阳，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晶莹的雨点儿砸在地上，腾起一阵白蒙蒙的雨雾。见此情景，郭庆光跟随正在劳动生产的人们一同从地里向公路跑去。

跑着，跑着，郭庆光看到迎面驶来了一辆吉普车。等车子开到身边停下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

“庆光，快上车来……”

坐在车里面的文教干事脸上堆满笑意，高兴地向他打着招呼。

“什么事？”

停下奔跑脚步的郭庆光，站在越下越密集的雨帘中，有些诧异地问道。

“有好事，是一件大好事！你被大学录取了！……”

望着眼前的这个头发和衣服已经被雨水淋湿的年轻人，干事加快语速，兴奋地说道。

听到这一消息，一股热流倏地涌上了郭庆光的眼眶，喜悦顿时洋溢在他的眉梢。那一刻，他心中的感觉非常奇妙——刚才自己还在地里挥汗劳动，紧接着为了避雨而快步往大路上跑去，随后与一辆吉普车不期而遇，并和文教干事进行了这样一番短暂而难忘的对话。短短几分钟的时光流逝，自己上大学的梦想就得以实现了。

刹那间，郭庆光刻骨铭心般地体会到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残酷后的美妙。稍过片刻，他将激动的情绪慢慢镇定下来。尽管消息来得有些突然，但自己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他对自己的知识基础与考试答题情况有着客观的评估，心里有底。

由于郭庆光的高考语文考分很高，到黑龙江省提前招生的刘老师发现他写东西很有文采，就把他录取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郭庆光与新闻事业结缘。

二

步入大学的门槛后，对于新闻学这个专业，学到的知识并没有使郭庆光感到意外，因为在中学时代他就酷爱文史，阅读了大量著作，在连队艰苦的劳动之余，也是每天借助马灯的光亮读书到深夜。谈到读大学时的情景，郭庆光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当年一位教新闻采写的老教授对我评价道：‘进校时你的基础不错，但4年进步不大……’”

那时上课，郭庆光一般不记笔记，而是聚精会神地听老师的讲解。他认为老师讲的内容，如果是书上有的，像某家报纸成立于哪一年这类的问题，那么学生回去认真读书就可以，不必一字不落地记到本子上；另外，老师有时也会出现表达不如书上准确的情况，这样即使记下来，而课后不去看书，那还是不行。况且就是把老师讲的全记录下来，不用心去倾听与理解，也不一定能掌握。

基于这样的分析，郭庆光专注于听老师讲授的重点，并随时将其记忆在脑海中。当听到老师讲述使他顿悟为之一振的亮点时，郭庆光才做笔记把这些生动而富有启示的内容记录下来。由此不难看出，学生时期的郭庆光，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在实践中不断培养起对知识的兴趣与领悟能力，进而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良好的学习方法，读起书来既灵活又有效率。

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郭庆光勤奋求学之余，度过了轻松而充实的生活。他担任过班长和党支部副书记，和同学们一起经历了文革后“新三届”大学生的那种兴奋、躁动、激越、思考的校园时光。1981年第六学期，报社实习阶段的序幕开启，新闻系的同学分别被派到北京、天津、郑州、兰州等地的新闻单位实习。

当时，郭庆光希望自己能到主流媒体做一名记者，这样可以有一个相对高的平台，以便更加深入地接触与了解社会。通过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使自己日后的人生可以朝着社会活动家的方向去努力，并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的学者。很快，他便怀着多彩的憧憬，带队与部分同学奔赴河南日报社实习。去之前，郭庆光曾联想报社应该是生机勃勃、思想活跃的群体。然而，经历了半年的实习期后，他的感受与原来的想法有些出入，不尽相同。

1982年夏天，郭庆光完成了本科的学业，当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国家公派留学生的机遇。因此，他申请进入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课程深造。而这首先就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所国际一流大学对外语有着很高的要求，虽然郭庆光在大学本科期间学过两年日语，但是于东大而言，日语是母语而非外语。于是，时年26岁的郭庆光开始学习英语。从未接触过英语，连‘A、B、C’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废寝忘食地连夜攻读苦学。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他就自学了当时受到国内英语初学者欢迎的教材《许国璋英语》（1——4册）。为了通过考试，郭庆光接下来又阅读了不少专业英文文献。参加完东京大学的考试，当导师冈部教授高兴地通知他已经顺利录取，他再一次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1987年，郭庆光获东京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1992年，他将博士学位课程修完后回国。因当时东大的学位制度和传统，他没有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并为此感到一丝遗憾。但他并不后悔，学位毕竟只是一纸证明，真正需要的是学术功底和实力。“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都没有拿博士学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学术大师”，他依然淡淡地说。回国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他的导师冈部先生希望他能够留在日本工作，并在一所私立大学为他安排了了教职。他也很想再待几年，把学问做得更深一些，把这个国家研究得更透彻一些。但是，国家急需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建设，教育部也派出了招聘团多次到国外殷切动员。在征求了使馆教育处的意见后，他便坚定地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踏上祖国的土地，使郭庆光备感亲切。随后，他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任新闻学院副院长。1999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三

多年来，郭庆光教授潜心钻研传播学基础理论、传播制度比较、传播法与传播伦理、媒介启蒙教育和新闻传播教育等研究领域，他撰写的《传播学教程》（国家级重点教材）目前已经重印12次，发行近30万册，并且为国内100多所大学作为指定教材。除了在学术上的不懈追求外，郭庆光教授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中国记协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务院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考委新闻类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等。这些工作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作为学者的他总想从这些繁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能够静下心来做点学问。

人大新闻学院是我国新闻教育的重镇，有着50年辉煌的历史，在中国新闻界有着很高的声誉。做好这样一所新闻学院的院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郭庆光教授担任院长6年多，主要坚持了两条：一是继续保持发扬学院的传统优势，二是坚持学科创新，以适应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新闻事业发展。在他的任期内，人大新闻学专业连续荣膺全国重点学科，而且新建了传播学博士点、传媒经济学博士点和出版学专业，新建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实施了“211”新世纪新闻学科整合创新工程，并规划设立了国家“985”工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创新基地”。这些努力和创新得到了全国新闻界同行的赞许和承认，在2004年的教育部一级学科全国评估中，人大新闻传播学科被评为全国排名第一，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

如果说做学问游刃有余，好比是在一涧相对平静的知识清流中，渡者尚可以划桨自如，愉快行舟的话，那么，现实生活可就少有这般景象了。它更像是一片奔腾咆哮、绝不安宁的海洋。面对此，困惑、不满和无奈的复杂情绪有时会萦绕在很多人的心中。郭庆光教授认为这与社会转型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有关，是非不明，缺乏统一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导致社会常是处在一个矫枉过正的状态中，留下很多遗憾。

他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在引导我们走出这样一个误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决策、科学行政和科学管理，才能建立真正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社会要和谐发展，健康的价值体系的形成非常重要，而这则需要新闻媒体的正确引导。

提及新闻界的现状，郭庆光教授对过度的商业化趋势表示担忧。他认为，新闻媒体进入市场是历史的必然，正常的竞争无疑会改进新闻报道的质量。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新闻媒体都不应把追求商业利益作为第一目标。这是因为，新闻媒体的首要功能和基本的存在价值是向社会提供真实、公正、冷静、客观、准确的新闻信息，使之成为公众进行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行为判断和决策的依据。任何炒作、刺激、煽情的做法都有违于新闻媒体的这一基本职责的。

信誉是新闻媒体的生命。有信誉的媒体需要有信誉的新闻从业人员。郭庆光教授认为:“现在的新闻记者大体上有这样两个层次：第一类是我国新闻从业者中的脊梁，他们以从事新闻工作为一项光荣的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精神。第二类是记者队伍中出现的异化，这些人只是将记者作为一个挣钱的职业，缺乏社会良知，其中相当数量的人素质很低，不能客观地从事新闻报道；有的强迫别人接受采访，如果对方不同意，他们就会在媒体上发出一些对对方不负责任的声音……这些做法，连起码的做人都成问题。”

针对这些状况，郭庆光教授指出：“新闻记者不能用很多冠冕堂皇的观点，把自身退化成商家、利益集团的附庸，也不能把媒体看作是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这是背离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自毁新闻事业长城的做法，其恶果必然会最终反馈到新闻事业和新闻群体记者自身。写新闻就要尊重新闻规律。什么是新闻？陆定一先生曾经讲过“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论述非常精辟，他强调了新闻必须真实，必须是新近发生，正在发生的事实。经典新闻学认为，新闻媒体不仅要报道事实，而且要提供帮助读者判断是否属于事实的线索。这些判断的线索，就是“5W1H”的新闻要素，即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Why(何因)，以及How（如何应对）。一篇报道，新闻要素越是俱全、越是明确，真实性也就越强，可信度也就越高。然而我们在时下也看到不少这样的“新闻”：人物是化名的、时间是含糊的、地点是模糊的、情节是离奇的，语言是煽情的，读者根本就不能判断究竟是发生过的事实还是作者的随意杜撰。这种现象，郭庆光教授将其称为“新闻的流言化、传闻化”。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目前虽然还不是主流，但如果放任下去，就会严重伤害新闻和新闻机构的权威性。当人们很难区别‘新闻’和‘传闻’的时候，新闻事业的危机也就真正来临了”。

郭庆光教授指出，在新闻媒介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切记不可忘掉新闻事业的理念、社会角色和它的存在依据，这些理念和宗旨在经典新闻学中都有很好的总结和概括。在媒体商业化的浪潮中，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的冲击下，经典新闻学的很多原理原则被淡化、被排斥了。重新认识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重新构建一个中国的经典新闻学体系，是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职务的7年中，郭庆光教授废寝忘食，无私奉献，做了很多开创性、对学院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2005年5月，郭庆光教授辞去了院长职务，重归学术前沿，这是他多年的愿望。学校给了他一年学术假，他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同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正在酝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日月飞转，岁月沧桑。郭庆光教授忙得扎实，忙得灿烂，忙得无悔；他用挚爱编织着理想和信念，守卫着道德与尊严，把自己的热情点点滴滴地洒在了这片治学从教的乐土上。他仿佛一株植根于培育人才园囿中的参天大树，庇护与培育着身边的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多少寒暑，春华秋实。当他这枝树干日益变得挺拔丰盈时，放眼望去，在其周围更是桃李成行，结出了一串串喜人的硕果。他给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铭记的回忆。岁月有情，大地有情，学生更有情。提起他，学生动情地写道：“暮暮朝朝，物换星移。虽然历史走远，然而记忆犹新，感激犹新。我们仅仅能说的就是，像您这样的师长与朋友，那么昂贵那么少。”

时光难留。不知不觉中，我们与郭庆光教授一下午的交谈结束了。走出咖啡厅，走出都市中难得的片刻宁静，迎着斜阳的金辉，我们重新回到大街闹市的喧嚣中。这种习以为常的躁动，好像立刻就能把包括人的思绪在内的很多东西无情地淹没。我们边走边聊，郭庆光教授依然笑意盈盈。走到他的寓所前，相互辞别。目送着郭庆光教授远去的身影，我们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着他那热忱直爽的笑容，回响着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因其真诚谦逊的品质，抑或高尚非凡的人格，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这首诗歌描绘了雄伟壮观而最终历尽坎坷奔向大海的瀑布形象，表达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个人绝不可满足于现状，而是应该志存高远，充满信心，不畏艰难险阻，不懈追求，努力实现人生的目标与价值。诗的后两句更成为千古佳句，尤其突出地反映了经过磨砺、见过世面、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物，往往具有超然恬淡，不甘平庸，不断有所作为的乐观豪迈情怀。这正是郭庆光教授的真实写照。

（收于《天高云淡---中华名士专访集》，傅祎男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