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试图从美国媒体在美国对外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媒体在“非典”和“禽流感”疫情中的表现，以及俄罗斯媒体在人质事件中的败笔，简要分析媒体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好职务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如何确定自己报道和应对危机中应有的位置。
      关键词：危机　 媒体　 战争　 疫情　 人质
Press and Its Proper Positions to Face Crisis
ABSTRACTS: By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Americon press in the American foreign war,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press in epidemics of SARS and bird flu, and the faults of Russian press in the hostage affair, this article concisely states how the press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on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ecide the proper position in their report and reply to crisis,
KEYWORDS: crisis　 press　 war　 flu　 hostage
　
    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监督政府、反应民意、传播最新信息的主要渠道。由于媒体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作为第四权力的社会定位，使其在危机出现时，更能使民众产生可靠信息获得方面的依赖性。正因为如此，媒体必须慎重使用自己的权力，保持冷静头脑，权衡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使自己在危机处理中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扮演好自己肩负的责任。
 
    第一，从战争报道看美国媒体的到位与缺位
    越南战争是以美国失败和越南胜利而告终的。导致美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越南人民的英勇抗击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大国的强大援助。但是，美国政府在反思这场战争的教训时认为，是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失控，导致，至少加剧了美国的失败进程。这是美国媒体一次非常到位的表现，也是美国政府没有左右媒体而蒙受的一场重大危机公关失败。
    越南战争时期，电视开始成为传递战争信息的主角。正是从那时开始，战争开始出现两条战线：以炮火组成的战场，和以文字、电波特别是画面组成的另一个战场。而信息战场的作用也第一次起到了影响——甚至是左右——实际战争的作用。当时越战残酷的画面，特别是越南平民伤亡的画面传遍世界，全球各国老百姓看后，大多受到强烈震撼，于是都加入了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行列。不得不看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是美国不得不最终从越南撤军的重要因素之一。[1] 一些越战时期的美军将领曾经指出，是记者毁了那场战争。[2]
    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到位，得益于几个因素：首先，这场投入巨大、生命和资源损失惨重、持续多年的战争遭到多数美国公众的强烈质疑和反对，美国媒体的揭露性报道客观上维护了美国公众的切身利益。其次，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媒体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进而没有严格限制美国媒体的前线报道，仅仅实施了非常简单的新闻检查，使得大量反映战场真实情况的报道充斥了各种不同形态的媒体。
    基于越战媒体失控的教训，美国在以后的战争中进行了精心准备，把新闻战列为战争的组成部分，不但扭转了越战时的被动局面，反而巧妙利用美国媒体，使其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争进程服务。因此，无论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媒体都没有像越战那样有非常专业和到位的表现，相反，有意或无意地配合政府，成为美国媒体的主流选择，表现出不应有的缺位甚至越位。
    客观地说，海湾战争由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战争目标又是解放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无论从道义上考虑，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上考虑，美国媒体都不会成为反战的喉舌。科索沃战争则不同，由于冷战思维的作祟，美国媒体和政府同样反感、敌视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联盟，因此，也就主动地成为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塞族人屠杀阿族人的“万人坑”事件，他们用计算机模拟出“万人坑”，然后在新闻中广为宣传，把南联盟塞族描绘成魔鬼一般。 这些镜头经由电视播放，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而美国则变成了正义的化身，其后连续78天的空袭也成为正义之举。3万多架次作战飞机、两万多枚精确炸弹使得南联盟的数百条交通干线中断，电厂、通信、经济目标全部被摧毁，经济损失极其严重。不仅如此，在政府的策动和媒体的鼓噪下，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也成了战犯，南联盟也终被解体。[3]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媒体几乎没有报道南斯拉夫人民遭受的战争之苦以及美国和北约发动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破坏，失去了媒体最起码的传播真实信息的功能，明显缺位。不仅如此，美国还越位唱和、美化政府的侵略行为，完全堕落为美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在9·11后以反恐之名发动的两场地区战争，由于恐怖袭击噩梦缠身，美国媒体自然与政府靠拢，采取了同科索沃战争几乎完全相同的立场，个别理性、正直的记者遭到了封杀，甚至丢掉饭碗。
    美国媒体在二战后的缺位和越位表现还有一个媒体自身变化的原因。据统计，在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在地方，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之中，它们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配合着政府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的美国媒体与越战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4]
     
    第二，从“非典”和“禽流感”的报道看中国媒体的缺位与到位
    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出现各种危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过去，由于政府在处理某些危机时缺乏主动性和适当的透明度，导致境外媒体捕风捉影，甚至恶意宣传和夸张，最终迫使中国媒体事倍功半地放“马后炮”，进行“消毒”，效果却很差，如唐山大地震，浙江千岛湖枪杀台商事件等。但是，政府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教训，从而使政府和媒体共同陷入被动。
    2003年春天，大规模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大面积爆发，虽然我们最终战胜了这一重大灾难，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在危机出现的第一时间发布真实的疫情信息，导致了疫情的大面积蔓延和群众恐慌，因此，受到了公众和外界的批评和指责。虽然中央政府罢免了两名渎职的部级官员，但是，中国媒体的集体失语和缺位是显而易见的。
    “非典”早在几个月前就在广东出现，但是，直到春节之后，我们的媒体才得到授权发布相关信息。应该说，中国媒体在“非典”初期的缺位表现，责任不在媒体自己，而在于政府对危机的重视不足。但是，其后果是公众和国际舆论对中国媒体公信力大打折扣，继而也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对其应对危机的态度和能力产生怀疑。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4月20日后迅速建立官员问责制、一日两次地披露疫情信息，重建了政府和媒体信誉。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4月20日前，北京市民平均给政府打46分，4月20日后上升到74分，60％的市民对政府的信赖度提高。[5]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面对重大危机，中国媒体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往往淡化了公众信息渠道的功能，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官本位”色彩和政府功能。这是现阶段中国媒体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但是，从中国政府“非典”中后期的表现看，媒体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特别是今年春天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之后，政府及时公开信息，媒体有条不紊地进行客观报道和正面引导，到起了警示公众、稳定社会和凝聚民心的积极作用。
　禽流感爆发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新华社共对外播发中文稿件300余条，大部分稿件得到广泛采用，英文稿件180多条，近1/3为外电转发。更难能可贵的是，外电在转发新华社稿件时，多数是正面和肯定的报道，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华社在此次报道中对海外舆论的正确引导，凸现了中国政府作为大国在公共危机中的认真负责态度。[6]
   实践证明，中国媒体不缺乏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也不缺乏大局意识和政治水平，在任何危机来临时，只要政府有足够的信心，有高效而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中国媒体是可以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是完全可以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和保证国家和公众利益方面找到平衡点的。
 
   第三，从俄罗斯人质事件看媒体在危机中的到位和越位
　今年9月，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人质劫持事件，由于俄罗斯政府采取不妥协的立场，通过武力解决危机，事件最终造成数百人伤亡。俄罗斯媒体事后曾对这一悲剧进行了反思，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在解救人质行动中出现了越位行为，帮了倒忙。
   《俄罗斯报》10月4日报道说，整个人质事件期间，匪徒中有专人收集相关报道，而媒体什么都报：指挥部所在地点、军警的布防点、坦克和装甲车的位置以及人质中有哪些重要人物等。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曾再三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人质当中有没有高官的子女？确实有，比如北奥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的一儿一女，而马姆苏罗夫一直呆在营救人质行动指挥部里。恐怖分子得知这一情况后，找到马姆苏罗夫11岁的儿子和15岁的女儿，让儿子泽利姆汉与他通电话，干扰人质解救行动。
   据这家报纸称，2002年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事件时就出现过类似情况。当时有人在电视上透露了剧院的秘密通道，从电视节目中得知这一信息的恐怖分子立即在秘密通道埋设地雷，导致原本打算从秘密通道发起进攻的特种部队改变行动计划，增加了攻击的难度和伤亡。
   应该说，任何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往往靠的就是突然发动强攻，使劫持分子措手不及，而俄罗斯媒体在这两次人质危机中恰恰暴露了解救行动的许多关键秘密，反而使劫持分子知彼知己并做了相应准备。必须指出的是，从媒体报道的角度看，俄罗斯媒体的实话实说，的确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但客观上却犯了愚蠢的错误，被恐怖分子所利用，从而伤害了公众利益，属于明显的越位行为。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俄罗斯有关方面控制危机和正确发挥媒体作用的能力有待提高。
相比之下，世界媒体在别斯兰人质危机中的表现是理性的，它们几乎是低调和冷漠地报道了人质劫持过程，并没有按恐怖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大事渲染，为其造势，这对任何类似的恐怖行为都是一种心理压制和重挫。这也说明，在针对恐怖袭击这个问题上，无论各国媒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何差异，但都认识到不能成为恐怖分子的传声筒。
  
   第四，结论
   综上所述，媒体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面对不同危机所采取的态度、立场和价值趋向是不同的，因此，也会体现为到位、缺位和越位等几种表现状态和方式。在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危机，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当双方形成某种共识时，会表现出高度的合作和默契，当双方的立场和出发点存在差距甚至相互对立时，双方会相互掣肘甚至成为对手。媒体如何把握自己面对不同危机的位置，是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环球》杂志总编辑，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1] 美国媒体与现代战争，作者王永亮，王永前，2003年3月31日，WWW.BYLW.COM
[2] 《联合早报》20030402，《再谈战争与媒体》，韦弦
[3] 越战：媒体挑战政府权威，《环球》杂志，2003年第7期，作者，张国庆
[4] 越战：媒体挑战政府权威，《环球》杂志，2003年第7期，作者，张国庆
[5] 《政治逻辑与商业效用：解读胡锦涛赠言闾丘露薇事件》，作者，毛升
[6] 杨晓红，《新闻业务》周刊，2004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