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注定要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正如美国主流媒体反复鼓噪的那样，“9/11以后，一切都改变了”。美国人从此生活在一个后9/11时代，这场悲剧所投射的巨大阴影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散去，甚至每个月的11号都会成为一个敏感的纪念日。就在本文写作之际，恰逢9/11事件六个月纪念日，美国政府和民间又举行了一系列仪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纪录片《9/11》，采用了大量从未公开的影像素材，从参加抢险的纽约市消防队员的视角再现这场悲剧。该片也是为9/11事件中牺牲的消防队员的后代募集大学教育基金。美国人民在这场灾难面前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精神和爱国热情是令人敬佩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对9/11事件进行理性的反思，防止悲剧重演。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迄今为止缺乏这样的反思。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媒体对9/11事件的新闻报道的回顾和分析，探讨后9/11时代美国媒体政治的一些特点和新动向。
     反思9/11事件，就不能不首先对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的反思。如果没有全球化带来的人员、物资、技术、金融资本、媒体和意识形态的自由流动，就很难想象这场灾难的发生。全球化带来的福祉和便利成为恐怖分子制造灾难的致命武器，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另一方面，9/11事件也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此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过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欢呼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即是代表。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的历史将终结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的普及。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极方向，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管理自身和规范社会的最完美方式。福山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世界国家也将无可避免地向着这一方向发展。作为对福山世界大同“欣快症”的反驳，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组》，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历史远未终结。在二十一世纪，人类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二十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此说一出，立即被西方政界和学界主流视作圭皋。显而易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延续了西方政界和学界欧美中心和二元对立的道统，即将世界简化为西方和“其他地方”，即便他将“其他地方”的文明按地区和宗教分为儒家文明（中国和日本）、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几大块，他对“其他文明”的认识仍然是笼统的。例如，伊斯兰教内部有多个教派，因此不能简单地断言伊斯兰教文明都是反西方的。但遗憾的是，由于亨廷顿的学说与美国政府建立后冷战时代单极霸权的目标相契合，所以“文明冲突论”的各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翻版便充斥于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在此以两本畅销书为例。在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麦当劳世界对“圣战”派穆斯林》（1996）一书中， 作者将麦当劳视为以西方跨国资本主义为基本模式的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代表，而“圣战”派穆斯林则是反西方、反现代性的原教旨主义的典型。另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凌志车和橄榄枝》（1999）。在他看来，凌志车象征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而橄榄枝则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有机社群”。这一西方中心的二元视角并不能看清全球化过程中深刻而复杂的内在矛盾，因此全球化便被简约为西化、美国化。
     近年来，不少理论家试图对这种二元视角做出一些修正。迈克尔·哈德（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瑞（Antonio Negri）在《帝国》（2000）一书中将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福科（Michel Foucault）、德勒兹和加塔里（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全球化好似当年殖民帝国的扩张，是全球经济/文化走向一体化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新技术和新媒体、法律和仲裁制度等在全球扩张的复杂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霸权（hegemony）和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激烈冲突。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s Kellner）把这种冲突进一步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前者是指资本主义强国的政府和跨国集团通过全球化加强他们的霸权；后者则是指全球化也为地方性的、边缘的和弱势群体参与政治斗争和民主建设提供了可能。 就媒体全球化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跨媒体集团在全球“自上而下”的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反对派势力利用新媒体（主要是网络）来“自下而上”地抵抗跨媒体集团的扩张。近年来，凡是在全球经济巨头聚会的地方（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年会），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地方性的、边缘的和弱势群体有组织的抗议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通过新媒体来组织并报道这些抗议行动的。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对全球化理论的“修正”刚开始不久，就发生了9/11事件。这样一来，原来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在美国的决策层和主流媒体中便甚嚣尘上。小布什政府将9/11恐怖袭击描述为野蛮的邪恶势力对文明自由世界的“懦夫般的”进攻，如他在9/11事件后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就用了五次“恶”（evil）字。同理，反恐怖战争便可被视为扬善除恶的正义斗争。小布什起初将他的反恐怖战争描述为“征战”（crusade）。该词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而招致基督教和穆斯林信众的强烈不满，小布什才不得不放弃这种说法。在9月20日他对国会发表的宣战讲话中，这种善恶对立的二元论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他自诩为自由世界的卫士，并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号施令，要么“与我们为伍” ，“站在自由的一边”；要么“与我们为敌”，“站在邪恶的一边”。实际上，他利用这种善与恶、文明与野蛮、“我们”与“他们”、英雄与懦夫的二元对立来为战争制造舆论，在思维方式上与那些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没什么两样。针对小布什这些煽动性的战争宣传，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苏珊·桑泰格（Susan Sontag）就愤怒地质问：“有多少公民意识到美国正在对伊拉克进行的狂轰滥炸呢？如果一定要用‘懦夫’这个词，那么恐怕用它来描述那些身处高空反击射程之外的杀手更为合适”。 从本质上说，这种黑白分明的二元论最终指向的是一元或单极的世界，这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不能解决全球与地方的内在矛盾，相反，它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战争和仇杀，9/11式的悲剧还会重演。
     美国的主流媒体一向鼓吹并且推行这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全球化便是跨国资本控制下的超级跨媒体集团在全球的扩张。尽管美国主流媒体一贯标榜他们是宣扬民主和多元化的典范，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媒体的寡头垄断已经愈演愈烈。实际上已经成为贯彻民主和多元化准则的最大障碍。1984年，美国有50家媒体公司，每家公司只占有一种类型的媒体，如塘鹅（Gannet）公司是美国报纸的最大业主。1990年，这些公司经过兼并剩下23家。而当今美国虽然有超过25，000家各类媒体，但他们的控制权却掌握在10家跨媒体集团的手中，他们控制着包括图文、声象、网络、有线和卫星传输等各种形式的媒体，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集团媒体”（corporate media），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公司即为最典型的例子。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媒体。据《今日美国报》（2001/10/02）调查，对9/11事件，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仍然通过电视来了解事件的进程。
     的确，在9/11事件的报道中，电视媒体再次显示了其他媒体无可替代的优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电视媒体所呈现给观众的却是“一面倒”的战争宣传。在9/11当天和以后的一周之内，美国各主要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和广告的播出，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相关的现场报道和访谈。在小布什总统飞往内布拉斯加州空军基地避难，尚未就9/11事件正式表态前，诸如“袭击美国”，“对美国宣战”，“美国的新一轮战争”等煽动性的主题词便充斥于电视屏幕。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迫不及待地宣布“（对9/11的）回应若想奏效就必须是大规模的”。由美国最大军火商（General Electric）把持的全国广播公司（NBC）更是象以往一样，邀请主战派的政客和专家，连篇累牍地鼓噪战争报复。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吉恩·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rtrick）在9/11当天NBC的访谈中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庸俗化，指出9/11事件就是伊斯兰教文明向基督教文明宣战，美国应该为保卫西方而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此人在里根执政期间，曾提出美国应该与右翼恐怖组织联手打击“赤色帝国”——苏联。在9/11事件中，美国主流媒体代替政府宣战，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一大奇观。
     为了给战争造势，各家电视台不间断地播出从“零号地带”（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废墟的最新现场报道，不经权威人士的核实便更新死亡人数（从五万人到一万人再到三千人，不一而足），把9/11与珍珠港相提并论，将恐怖分子对美国两个城市的攻击渲染为对美国全境的战争，营造“起居室里的战争”的恐慌气氛。更有甚者，各电视台都采用“滚动字幕”播发当天头条和最新动态，使观众随时感受“战争”的紧迫性。这其中以有线新闻网（CNN）为最，9/11当天，CNN的屏幕一分为三，最上方是“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的大标题，旁边是“袭击美国”（ATTACK ON AMERICA）的主题词， 中间分为两个画面，一个是“零号地带”的现场直播，另一个是对有关人物（如以色列总理沙龙）的访谈，最下方是滚动字幕，分别是当天头条、最新动态和访谈的摘要，这样的布局就是要用信息的爆炸来加剧观众的焦虑感，从而营造战时气氛。应该承认，这种战争宣传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在9/11当天和其后一两天内，美国各地的加油站都排起了长龙，有不少人到超市抢购囤积日用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面倒”的战时宣传实际上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提供了心理基础和民意支持。果不其然，在9/11以后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的媒体“轰炸”效应下，主战派在公众观点中占了上风，对小布什的支持率更是一路飙升，创下历史新高。

     9/11事件后，这种非黑即白二元论在美国决策层和主流媒体大行其道。它与美国思想文化界崇尚的多元文化主义背道而驰。在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访谈节目中，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又重新粉墨登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人物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在沉寂多年后，终于在9/11之后有了出头之日。他与基督教广播网总裁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一起在NBC的访谈节目中亮相。他把9/11这一“罄竹难书的恐怖事件”归罪于“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人工流产的支持者和美国民权联盟（ACLU）”，因为“上帝是不会被愚弄的”，“有四亿无辜婴儿的生命被人工流产剥夺，我们的行为激怒了上帝。异教徒、人工流产的支持者、女权主义者、选择怪异生活方式的男女同性恋者，还有美国民权联盟等所有‘美国方式’的鼓吹者——我确信正是这些人试图将美国世俗化，现在我要指着这些人的鼻子痛斥，因为正是他们促使9/11的惨剧发生”。 在一旁的罗伯森对此居然表示赞同。右翼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在NBC的节目中叫嚣：“我们知道那些杀人狂是谁。此刻他们正在手舞足蹈。我们现在应该立即侵略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首领，迫使他们昄依基督教”。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9/11事件，这种极右翼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会在主流媒体上死灰复燃。
     在美国主流媒体对9/11事件的反思中，鲜有客观公正的评论，而类似的右翼言论占了上风。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基金会的创始人、右翼人士盖瑞·艾德里奇（Gary Aldrich）在NBC的访谈节目中把矛头对准自由派，认为自由派“生活在文明和正派标准以外的世界”，因此他们要对9/11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则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评（2001/10/05）中指责克林顿“作为军队最高统帅”在反恐怖的斗争中“严重失职”，对9/11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自由派讥为2000年大选“偷窃案”的“总指挥”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CNN的访谈中将9/11归咎于1976年限制中央情报局权力的《丘奇报告》（Church Report）。
     从总体上看，9/11事件后的美国主流媒体充斥着战争鼓噪和保守派的右翼言论，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行围剿自由派和多元文化主义之实。在战争非常时期保护国家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媒体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最著名的例子是由比尔·马厄尔（Bill Maher）主持的ABC晚间脱口秀节目《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引发的一场争议。在 2001年9月17日，他就小布什称9/11劫机犯为“懦夫”作了一番调侃：“我们才是懦夫。躲在3000公里外向人家发射导弹，这叫懦夫。而跟飞机一起撞在大楼上的人，依我看不是懦夫的行为。”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各方非议，最要命的是该节目的主要赞助商威胁要撤出。连白宫发言人弗莱舍也以此为例，告诫人们说话要小心。在各方压力下，马厄尔只好在后来的节目中就自己的这一“不适当言论”道歉。更有甚者，有的媒体工作者还因发表批评小布什的言论而遭到解雇。如《得克萨斯城太阳报》(Texas City Sun Times )的专栏作家汤姆·戈丁(Tom Gutting)发表了一篇题为“小布什未能有效领导美国”的文章（2001/10/9），他批评小布什在9/11事发当天，“未能展示他处理危机的领导才能”，而是“象个从梦魇中惊醒后到母亲怀抱中寻求保护的小孩子一样在（美国）上空乱飞”。 另一位专栏作家丹·格思瑞（Dan Guthrie）在俄勒冈州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他讽刺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跟他的助手和阁员一样仓皇失措……躲进了内布拉斯加州的防空洞里”。这两位专栏作家事后都被解雇，理由是在“国家的危急时刻”，发表了“不负责任的”和“不适当的”言论。
     在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实施军事打击后，受军火商和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完全沦为战争宣传机器。如对于美军在阿造成的平民伤亡，尽量少报或不报。与此同时，大肆炒作炭疽病毒事件，转移公众视线。在9/11事件后几个月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中，每天都有“零号地带”的最新死亡人数报道，但对于在阿平民的伤亡，却一直没有确切的报道。这依然体现的是“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对生命的不同态度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更有甚者，CNN给所有的主持人发了一个备忘录。其中一条是要求他们在报道美军在阿造成的平民伤亡时必须提及9/11事件的死亡人数。 而福克斯（Fox）新闻台执行主编布瑞特·休姆（Brit Hume）在一次访谈节目（2001/11/05）中竟然表示，在战争中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媒体不应作特别报道。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政策的引导下，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就很难保证。例如，CNN在海湾战争的报道中树立了“世界新闻领袖”的形象，全世界的电视媒体采用的大都是该台的画面。 但是据统计，在此次对阿战争的报道中，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电视媒体多采用英国媒体（BBC和ITN）和阿拉伯国家媒体（Al Jazeera）的图象。 CNN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了整个“地球村”成员的怀疑，因此其“领袖”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除了媒体之外，美国右翼势力也利用9/11事件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严加管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副总统切尼的夫人琳恩·切尼（Lynne Cheney）协同一些右翼分子发起的“保卫文明基金会”在2001年11月散发了一份题为《保卫文明：我国的大学如何辜负了国人的期望以及我们的对策》的备忘录。其中记载了他们收集的美国大学教授们在课堂上散布的“不爱国”的言论。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他们要求所有大学的校董无条件的支持对阿战争，并建议他们“采取行动，捍卫我们的文明，确保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再影响年青一代”。 值得注意的是，切尼夫人早在里根时代担任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NEH）会长期间，就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对大学人文教育进行干涉，对自由主义和激进的言论进行打压。正如自由派知识分子凯尔纳指出的那样，在捍卫“道统”方面，切尼夫人简直就是“美国的塔利班”。从这个意义上说，9/11事件对右翼保守势力来说可谓是天赐良机，他们可以借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做幌子，来争取官方和民间的支持，以达到整肃异己的目的，捍卫他们所谓的“正统文明”。
     右翼势力的大行其道不仅使媒体和公共领域的民主和自由准则受到破坏，而且还进一步侵入私人空间。9/11事件后不久，小布什有关扩大联邦调查局（FBI）权力的法案在国会得以通过。根据此项法案，FBI可以在司法部长的授权下监听手机和互联网，查看其他部门的文件和拘捕移民——这些行为不再向9/11以前那样必须经过法庭的复审。10月31日，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下令FBI有权监听任何可疑分子和其律师的通话。11月14日，小布什政府未经国会审议便下令将用军事法庭审判外籍的恐怖分子，连一贯保守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2001/11/15）也惊呼：“堂堂美国总统听信了一个处于极度恐惧和沮丧状态下的司法部长的错误意见，居然僭取了随意监禁或杀戮异己的专制权力……美国离警察国家又近了一步”。实际上，美国早在9/11之前已经称得上是一个警察国家——这是萨费尔拒绝承认的。问题是，9/11以后小布什政府借战争和爱国之名对民主自由准则的肆意践踏连一个右翼保守派人士也看不下去了。
     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特别是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媒体，对右翼势力的所做所为缺乏必要的批判，要么大肆炒作炭疽病毒之类的新闻来转移公众注意力，要么干脆为善恶二元论和右翼势力推波助澜。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沦为军火商和大财团的宣传机器——即“集团媒体”。这一点在媒体推销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说上显得更为突出。对于国内自由派的指责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小布什置若罔闻，继续坚持其挑动冲突和仇杀的善恶二元论。他在2002年1月29日对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邪恶轴心”说。在这篇讲话中，他仍然坚持对人不对己的双重标准，频繁使用“恶”的字眼，却对战争给阿富汗平民造成的伤亡和饥馑以及与自己牵扯不清的“安然”丑闻绝口不提。实际上，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说是对历史的误用和对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曲解。这里他显然是想借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轴心国“的比喻，然而他所借指的三个国家——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完全不符合这种类比。稍具国际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两伊长期以来是一对易结不易解的冤家对头，如今却被小布什硬绑在一起。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9/11事件发生后，伊朗政府发表声明谴责“阿尔凯达”基地组织的恐怖行为，对美国表示同情。在美发动对阿战争后，伊朗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军事合作，并参与了对阿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正如英国《卫报》社评（2002/01/31）所指出的那样，若论与9/11事件的关联，恐怕美在中东的“盟友”沙特阿拉伯更有资格称得上是“邪恶轴心”的一员：“‘阿尔凯达’基地组织在该国拥有最强大的财政和人员网络，它也是本·拉登家族的大本营。制造9/11事件的19名劫机犯中有15人是沙特国籍，在美军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塔利班战俘中有100多名沙特人，最近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有95%的沙特人支持本·拉登”。另一方面，小布什抛出的“邪恶轴心”说也遭到了其盟国的批评。例如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实际上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紧张气氛，使朝鲜半岛初露的和平曙光彻底熄灭。难怪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和韩国对此说均持批评态度。

     尽管“邪恶轴心”说本身荒谬绝伦，不值一驳，尽管它招致了国际社会和媒体的强烈批评，但是美国主流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为小布什大唱赞歌。主要报纸的评论员们以往对国情咨文总是各有褒贬，但这次却众口一辞地称赞小布什的“精彩表演”。如《华盛顿邮报》的玛丽·麦克戈瑞（Mary McGory）写道：“演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必将为总统先生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今日美国报》的瓦尔特·夏匹若（Walter Shapiro）也称赞小布什演说赢得的“罕见的高支持率”。《纽约时报》的鲍勃·赫伯特（Bob Herbert）则“欣喜地看到”小布什“形象的大大改善”和“总统先生与美国人民之间亲和力的加强”。前文提及的另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萨费尔赞赏布什的讲话体现了“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并敦促他“尽快打击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这些邪恶国家”（以上报纸均为2002/01/30）。
     电视媒体方面，在CNN的直播结束后，曾在里根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以写作少儿道德教育读本而被称作“当代美国道德沙皇”的威廉·本内特（William Bennett）大赞小布什的讲话恢复了“美国人对道德的信心”，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也称该讲话“富于哲理和道德精神”。NBC的新闻评论员安得丽娅·米切尔（Andrea Mitchell）也评论小布什的表现“十分精彩”。CBS的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赞扬小布什的讲话“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此，丹·拉瑟在9/11前后的变化值得一提。尽管CBS的业主也是美国主要军火商之一（Westinghouse），但丹·拉瑟在美国电视界一向以言辞犀利、富于批判性著称，并在海湾战争报道中多次顶住来自业主和广告商的压力。 但是在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9/11后主持的首次晚间脱口秀节目中（2001/09/17），丹·拉瑟竟然表示“乔治·沃克·布什是我的总统，我会按他说的做”。看来这并不是一句戏言，他的批判锋芒果然大为减弱。在9/11后几个月的CBS晚间新闻报道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泪眼婆娑地讲述一个来自“零号地带”的感人故事，然而他却很少提及在阿死伤的平民。9/11以后，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个言辞犀利的丹·拉瑟了，他的变化可以说是后9/11时代美国媒体政治的一个缩影。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半年内，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完全抛弃了其一贯标榜的新闻自由和公正客观原则，成为小布什政府的战争宣传机器和保守右翼势力独占的讲坛。这实际上是全球化时代“集团媒体”垄断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工作者还可以对此进行抵抗和批判，那么在后9/11时代，这种抵抗和批判在右翼势力借“国家危机”和“爱国主义”的强势话语所进行的打压下，失去了合法性和公众的支持。粗略归纳一下，后9/11时代的媒体政治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公众议程预设效应 西方新闻学理论一般认为，媒体的主要任务是让受众知情，而非劝说受众接受某种立场或观点，这也是美国新闻媒体一贯自诩的客观公正原则。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媒体走向集团化、垄断化，从体制上破坏了这一原则。正如有些媒体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集团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远远大于公众对媒体议程的影响。“集团媒体”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为公众预设议程。 在对9/11事件的报道中，这种预设公众议程的例子不胜枚举。前文提到的媒体先于政府“宣战”即是最典型的一例。此外，在FBI公布对9/11事件的调查结果前，本·拉登早已被媒体描述为“凶手“和”杀人狂”。9/11事发的当天，CNN已迫不及待地播出巴勒斯坦人庆祝的场面，与此同时邀请以色列总理沙龙发表煽动战争的言论，从而将9/11事件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CNN播出的庆祝场面后来被证明是“误用”了以往的图象资料。

（二）“注水起动”效应 政治心理学家山托·伊恩格尔借用给水泵注水启动来比喻媒体有意突出报道某些事件，以此来影响公众对政治事务的判断。 这一效应在后9/11时代被美国主流媒体发挥到了极致。正当美对阿战火正酣时，美国公众的视线被媒体刻意渲染的炭疽病毒事件所转移。NBC的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亲自出马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因为有人给他寄带有白色粉末的邮包，他的助手因此染上了病毒。在他主持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他手举治炭疽病的“特效药”（Cipro）对观众说：“我们信任Cipro”，这显然是对美国妇孺皆知的口号“我们信任上帝”的戏仿。一时间观者人人自危，这种药本来就较为稀缺，价格也很昂贵，这样一来更是一“片儿”难求。正如一些医药专家指出的那样，布罗考完全是在作秀。因为服用Cipro实际上对人体会产生副作用，治疗炭疽病更有效的是最普通的青霉素。 而同一时段，英国和加拿大媒体的头条新闻都是有关阿富汗战事的报道，包括由战争引起的饥荒和平民伤亡。而在美国主流媒体，这些都被国内喧嚣一时的炭疽病毒事件所淹没。 （三）“螺旋式沉默”效应 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指出一般人在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上都受从众心理的控制，都对被社群排斥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心理。例如我们去社区参观，要么看到家家户户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要么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通常会首先考虑对方或大多数人对此事的看法。如果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不同，那么我们通常会选择沉默。 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跨媒体集团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趋于单一化，因此，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螺旋式沉默”效应来左右公众观点的形成和变化。后9/11时代，美国右翼势力借“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做保护伞，在主流媒体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使自由派和多元文化主义者噤若寒蝉。即便有独立特行者发表“另类”观点，也会承受比以往大得多的压力和更大规模的“围剿”。前文提及的苏珊·桑泰格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反战和批评布什政府的文章。在文章发表后一周，该刊就收到了100多封批评信件。ABC更是看准这一机会，邀请桑泰格上《晚间热线》（Nightline）的访谈，与两位极右翼人士辩论。然而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两派观点的激烈交锋，而是极右翼人士轮番诘问桑泰格，他们所纠缠的都是一些肤浅的问题。例如他们反复问桑泰格是不是说小布什是“懦夫”。每当桑泰格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他们便打断话头，提出新的问题，根本不给桑泰格说话的机会。而经验一向老到的主持人泰德·考普尔（Ted Koppel）一反常态，对这两位极右翼人士的粗暴态度坐视不管，于是在二十多分钟的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方的咄咄逼人和喋喋不休，而另一方则是无可奈何的沉默。节目一播出，这种“螺旋式沉默”效应便起了作用。从此以后，媒体上再难有另类观点出现，就连桑泰格本人也选择了沉默。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美国主流媒体政治的一些主要特点。那么在9/11事件的报道中，非主流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全球化时代，网络成为非主流媒体的主力军。目前美国主要有三种网络新闻媒体：（1）“集团媒体”旗下的新闻网站；（2）民间在线新闻媒体；（3）自发形成的电子邮件“投寄单” （mailing list）。第一类新闻网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主流媒体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这些网站也刊出一些其所属的主流媒体上未刊登的另类观点（多是未属真名的电子邮件），但无论从规模、质量和影响上，它们都无法与主流媒体本身相提并论。更何况这些网站也是集团媒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很难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后两类因其具有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非主流媒体。但问题是这两类媒体本身鱼龙混杂，传播新闻的真实性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在9/11事件的报道中，部分网络媒体散发了不少假新闻和假图片，如9/11当天，个别网站未经核实就匆忙发布全美有几十架飞机遭劫持，国会山和白宫被炸等假新闻。还有网上流行的纽约世贸大厦的浓烟显出魔鬼撒旦原形，一青年在纽约世贸大厦观景平台留影时，有一架遭劫持的飞机从其背后冲来等人工合成的假照片等。这些都再度向人们提出了新媒体的“诚信”问题。
     尽管如此，在主流媒体“一面倒”的战争宣传中，网络媒体为受众提供了多样性的信息选择。在这方面，一些独立或半独立性的在线报刊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在网民中影响较大的《在线日刊》（Online Journal）刊登了不少主流媒体拒绝刊登的报道。莎莉·丝蕾特（Sally Slate）是较为活跃的网络新闻评论员之一。在小布什及其支持者在主流媒体鼓噪“善恶二元论”，“懦夫论”，大谈恢复美国人道德信心时，丝蕾特撰文揭露小布什的道德劣迹：他在耶鲁读书时就酗酒吸毒，有“浪荡子”的恶名；在七十年代，他为逃避越战转而参加得克萨斯州的国民自卫队，这期间还开了一年小差；八十年代中期他利用家族关系在哈肯能源公司（Harken Energy）任董事期间，违规操作股票而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ssion）的调查，后因老布什当选总统，该调查不了了之。在主流媒体妖魔化本·拉登时，丝蕾特又撰文揭露拉登家族和布什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 耐人寻味的是，在编发丝蕾特的文章时，《在线日刊》的编者都要加上“其中某些信息未经编者核实”云云，此乃明哲保身之举，抑或有难言之隐，只能凭读者想象了。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还为各种不同观点的传播和交锋提供了一个平台。例如前文提及的苏珊·桑泰格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反战文章本来受众面较窄，因为该杂志的主要读者是文化白领、雅皮士和学院知识分子。文章通过电子邮件“投寄单”迅速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投寄单”传播的并不都是反战的声音。笔者也通过它读到过“用核武器摧毁阿富汗”（Nuke Afghan）这样杀气腾腾的口号，但与主流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场。由于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特性，如民间性，自发性和匿名性等，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主流媒体的三种“效应”在网络媒体上几乎都不起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此外，网络媒体也被用来有效地抵抗集团媒体的信息霸权。例如2001年11月11日（9/11事件三个月的纪念日），有数十人在CNN的亚特兰大总部门外示威，抗议该台对美军空袭阿富汗造成的饥荒不予报道（实际上，美国其他主流媒体也未予报道）。他们的抗议口号是：“CNN用所有时间报道真相的一半”。这些抗议者来自全美各地，他们利用电子邮件投寄单来交流对阿战争的真相，并成功地组织了这次抗议活动。
     诚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和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网络媒体在后9/11时代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网络打破跨媒体集团对新闻自由和信息流通的垄断和控制还只是一个神话。迄今为止，9/11的悲剧没能让美国主流政界和媒体冷静地思考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弊端，相反却使右翼保守势力趁机回潮，自由派和多元文化主义受到了空前的压制，新闻自由和公正原则处于危机之中。尽管网络媒体的呼声与集团媒体相比还很微弱，但它们毕竟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9/11事件六个月纪念日之夜，纽约世贸大厦原址上打出两束蓝色的追光，缅怀双塔昔日的辉煌。美国集团媒体擅长制造并向全世界倾销这种后现代“幻象”构成的迷梦，以至于很多人看到9/11的报道，还以为是好莱坞大片的重放。但废墟下掩埋的三千冤魂提醒人们早日从迷梦中清醒过来，为悲剧不再重演，为实现全球真正的和平和发展而继续不懈努力。

史安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ST.OLAF人文学院中文和比较文化助理教授）